由实物式转为货币式，取消福利分房，是国务院确立的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国家房改政策框架已定，可北京的房改方案至今仍未“出阁”，当然，北京作为首都，情况比较复杂，房改方案不能一蹴而就。但是，住房补贴如何补，公房提租如何提，住房面积如何定等，这些都是老百姓非常关心的问题。
而这一切直接影响了住房二级市场的开放，按成本价购买公房，规定应该是5年后便可上市，也就是说，在1992年至1993年买了公房的，如今可以上市了，但由于没有相应规定，北京人只能望“市”兴叹。然而住房需求并不会因此而减少，换房市场在热闹的背后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差价换房没有规定，私下交易使一些人权益无法保障，“房虫子”钻法律、政策和管理的空子，赚取巨额利润。
商品房市场也并不轻松，在房改政策的推进中，一些人已转变观念，不再等待单位分房，透支未来的消费观念使许多人“盯上了”分期付款的商品房。然而，过高的房价让老百姓望而却步，七八千元甚至万元一平方米并不稀奇，稍微便宜些的房子，位置太远，买车又要花费一笔。开发商感慨，老百姓总是持币待购，而老百姓却抱怨：我们实际上是无房可买。
还有，尽管每平方米三四千元的商品房目前大受青睐，但如果分期付款购买，信用担保又成为问题，单位不愿或不能担保，人们就得再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元买个保险。购买下商品房，开发商却告知房产证办不下来。广告的商品房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符，住房的“缺斤短两”，谁来规范？这些问题仍然禁锢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本报记者 莫春)
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硬件的完善，似乎未能与市民的健康状况形成正比。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发病率居高不下，而诸如肾移植、心脏搭桥之类手术动则数万、数十万的治疗费用，不要说患者个人，即使单位也绝难承担。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
公费医疗和大病统筹一直被视为是建立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过渡。时至今日，公费医疗的弊端早已充分暴露；具有“风险共担”先进思路的社会医疗大病统筹施行几年间，有的企业不愿参加，有的企业没钱参加，几个区大病统筹费用的高额亏欠，使人对其能坚持多久大生疑问；加入商业医疗保险可能是众多个体从业者及其它自由职业人员获得医疗保障的唯一途径，而条件苛刻，费用高昂，接受者寥寥。
看病不再可能完全依靠国家和单位，自己花钱投资健康也可为多数人所接受，问题是并没有这种投资的机会。这种局面还要持续多久呢？(本报记者 李新)
北京作为全国特大城市，有着近8000所各级各类学校，300多万名在校学生，其中18岁以下的适龄青少年在210万以上，如此广泛的受教育面与如此众多的受教育群体，教育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今年是北京普教系统激烈动荡的一年，素质教育继续推进，小升初改革大刀阔斧，电脑派位，民办公助，基础薄弱校建设，陌生的名词如今耳熟能详。今年全市15．5万小学毕业生的绝大多数都是通过电脑明确了去向，其中有人欢喜有人忧，最遗憾的莫过于历尽辛苦获得“市级三好学生”称号的学生了，家长满以为藉此可让孩子直升重点中学，但却偏偏被派到了基础薄弱校；平时孩子学习在班里名列前茅，但参加民办公助学校举行的所谓入学“测试”，成绩又出奇地糟糕；公办的不行，民办学校动辄上万元的学费又让大多数工薪家长望而却步。家长们研究了那二百字的北京市小升初工作总要求，发现在“三取消”外还有“一保留”，即保留文体特长生保送升入重点中学的优惠，于是，众多孩子的周末又被家长逼进了名目繁多的培训班。经过选择与洗礼，105所被称作“基础薄弱校”的学校备感失落，好在政府已发文将在未来三年内追加投资3．3亿，争取一年内硬件达标，三年内消灭基础薄弱校，看来又有了希望。
什么事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恐怕只有一点是所有人都能达到共识的，那就是只有建设好每所学校，才能真正实现教育体制改革的全面突破，就让我们满怀期望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吧！(本报记者 蔡文清)
一项城市总体规划报告显示：从1993年至2010年，北京市西城区的人口总数将由45万减为26万，东城由50万减为33万，宣武和崇文两区的比例大体相同，这就意味着，平均每年将有1万人迁离旧城。但当成千上万个老北京住户，由繁华便捷的市区搬迁到三环以外的小区时，伴随其中许多人的并非是田园般的幸福生活，却是无尽无休的烦恼。
三环以外许多小区虽被称为社区，但实则为“居民村”，因为有些地方只有居住功能，不具备城市功能，就业、医疗、上学、交通、购物等不配套，没有城市气氛，而且同在一“村”，花大钱买下的商品房“村民”，享受着良好的物业管理服务，而被拆迁去的“村民”却被道道栏杆挡在花园之外。他们用不上管道煤气，即使管道铺到了家门口，何日通气也是遥遥无期的等待，一些地区没有路灯，不通车，不通邮，水质严重污染，自来水既使烧开水也是又涩又咸。市政设施不配套，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由于地处城乡结合部，垃圾堆砌现象随处可见。至于上班、上学、看病更是马拉松式的奔波。住在这些小区的居民大多是响应政府号召搬迁而去，想过安定方便的日子，这个要求并不过分。(本报记者 陈君)
北京是空气污染严重的城市。最严重时每立方米二氧化硫含量达100毫克，高出世界卫生组织所规定最高界限5倍，汽车尾气造成的危害比西方国家高出10倍，自今年2月28日北京公布空气质量周报起，至今共30期周报中，车公庄地区质量级别18次达4级，东四2次5级重度污染，造成这一严重后果的污染源有：重污染工业企业、煤烟、汽车尾气以及施工遗撒和街头烧烤等。
城市河湖告急。以城区主要输水河道南护城河为例，1989年至1992年，治理这条河耗资近2亿元，河水一度还清，但现在的南护城河，上游混下游黑，到了左安门一带已臭得冒泡，排污口排出的污水有白色的、黄褐色的、墨绿色的，还有的干脆就是化粪池中的屎尿。资料表明：每年倒入北京河湖的垃圾是10万立方米，相当于工人体育场内满满地堆起一座7层楼高的垃圾山。尽管每年用于河湖保洁的资金达190万元，但污染仍在加剧，并已蔓延到八一湖上游，连中南海瀛台前的湖面都漂着一层绿藻。
垃圾围城。北京市年产生活垃圾约490万吨，日平均产生1．3万吨，而目前全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38．5％，这意味着每天有5000吨垃圾随意堆放或就地掩埋，年复一年沿三环至五环附近形成了一圈庞大的垃圾堆环带，直逼市区，城区特别是城乡结合部也几乎处于垃圾包围之中。
北京是首都，整治环境刻不容缓。好在这一问题已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诸项措施正在落实之中。(本报记者 陈君)
北京的电信服务收费一直不能给公众一个满意的解释，很多标准的制定让消费者感到莫衷一是。
比如市话每月21．6元的月租费有何依据，初装费交了，计次费交了，为何还要收相当于120次计次费的月租费？
安装传真机要交380元的安装检测费，但不合格的传真机不能出售，又何需二次检测？而安装也是轻而易举之事，无须假他人手。再说目前用电脑发传真也极普遍，却没人追究什么安装检测费。而多少传真机没交这380元，安也安了。只不知就里者吃亏。
北京的按键式公用电话绝大多数不让用户打手机，询问原由，都道是电信局对市话打手机收费没谱，但电信局自己解释是有章可循的，遗憾的是这章程在其公布的收费标准上未被列入，而允许用户打手机的许多公用电话也因此可以乱收费。
北京目前普遍推行小桌式投币电话，收费也由每3分钟3角钱涨到5角钱，但这收费标准从未被电话局明示张贴。问问这多出的2角有何依据，说是电话机很贵，但代办户说这电话机他们也是出了资的。据悉北京的目标是用小桌式投币电话取代目前的按键式电话，此举意味着北京公用电话收费普遍上调，且上调幅度将近70％。
话费争议仍使许多用户颇受困扰，逾期不交话费一律停机并收取滞纳金，此规定是电信局不可更改的原则，但很多用户因非己方责任而受到的损失却无从补偿。
电信行业仍是垄断行业，由此引起的种种弊端令消费者颇感无奈。(本报记者 郑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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